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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動爭議解決機制的完善 —案例引證角度進行論證

甘肅得舍律師事務所 陸姣 執業證號:16201201911130460    手機號碼:17797610044

關鍵字:  勞動爭議解決機制    案例引證

論文摘要:在傳統的”一調一裁兩審”以及全國倡導“大調解”的背景下,利用大數據技術的發展,運用案例引證制度彌補勞動爭議解決機制的不足已經成為了勞動爭議解決機制的大趨勢。

一、勞動爭議解決機制的現狀

勞動爭議解決機制指在解決勞動糾紛和處理勞動爭議中一系列的方式和程序。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勞動法》第79條的規定:“勞動爭議發生后,當事人可以向本單位勞動爭議調解委員會申請調解;調解不成,當事人一方要求仲裁的,可以向勞動爭議仲裁委員會申請仲裁。當事人一方也可以直接向勞動爭議仲裁委員會申請仲裁。對仲裁裁決不服的,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訴訟。”即在一個勞動爭議發生后,雙方當事人可以選擇先行調解,無法達成調解協議的可向勞動仲裁委員會申請仲裁,若對仲裁裁決不服的,可向人民法院提起訴訟,因此這種勞動糾紛解決機制通常被稱為是“一調一裁二審”或“仲裁前置”。故勞動仲裁是進行訴訟的前置程序或必經程序,只有對仲裁裁決不服時才可向人民法院提起訴訟,未經勞動爭議仲裁委員會裁決的勞動爭議案件,法院不予受理。

根據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發布的《2018年度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失業發展統計公報》,2018年,全國各地勞動人事爭議調解仲裁機構共處理爭議182.6萬件,涉及勞動者217.8萬人,涉案金額402.6億元。全年裁決爭議案件171.5萬件,終局裁決13.6萬件,占裁決案件數的37.9%。  同時,裁判文書網公布的裁判文書,案由為勞動爭議、人事爭議的民事案件共計448838件。 通過以上數據可以看出,勞動仲裁對于勞動糾紛的處理發揮了積極的作用,在一定程度上減輕了人民法院的工作壓力,也降低了當事人的訴累。。

隨著我國經濟的高速發展及轉型升級,出現大量新型勞動關系,勞動爭議焦點也呈現出復雜化的特點,而目前我國對勞動爭議所實行的“一調一裁二審”,并不能完全適應上述勞動爭議的變化。該種不適應的情況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一)仲裁程序架構偏向行政化。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勞動爭議調解仲裁法》第十九條“勞動爭議仲裁委員會由勞動行政部門代表、工會代表和企業方面代表組成。”即勞動仲裁制度的“三方原則”。這一原則的本意為,在解決勞動爭議問題時能夠充分吸收各方的討論思路以獲得較為公允的裁判結果。然而在實踐操作中,政府權力的權威性過于強勢,在很大程度上已經遮蔽了另外兩方的聲音,使得“三方原則成為虛置”。此外多地仲裁委通常與政府勞動行政部門合署辦公,實踐中就形成了政府勞動保障行政部門單獨處理案件的情形。

(二)我國勞動爭議解決機制中仲裁程序權威性不足。仲裁程序是勞動爭議進入訴訟程序的前置條件,然而在公眾的意識里,司法判決比仲裁裁決具有更高的權威性。因此,在社會中普遍存在勞動爭議雙方當事人對仲裁程序、仲裁結果不服,繼而普遍轉尋訴訟救濟的現象,這一定程度上使得仲裁程序成為過場,將勞動仲裁作為銜接訴訟程序的制度紐帶,進入勞動爭議訴訟的必經之路。這就導致了大眾對仲裁程序缺乏必要的信任感。

(三)訴訟程序中濫訴現象嚴重。如上文所述,由于社會群眾對于仲裁裁決權威性的不信任,造成濫訴現象時有發生。2018年中國勞動年鑒結果顯示,近年來,進入訴訟程序的勞動爭議案件數量近乎達到勞動人事爭議仲裁案件受理數的一半以上,意味著,一半的仲裁案件都再次進入到訴訟程序中。出現這一情況存在多方面原因:其一 ,公眾對于仲裁信任度不足,甚至進入訴訟程序后,仲裁結果并非法庭審理之相關依據或參考,這極大地損害了仲裁程序的權威性。其二,訴訟程序的發起門檻較低,通常只要不屬于法律規定的一裁終局之情形,即可啟動這一訴訟程序。因此許多勞動者在面臨勞動爭議問題時就將進入訴訟程序作為既定目標,這使得調解、仲裁程序形同虛設,既導致了司法資源的浪費與緊張,同時冗長的訴訟程序也使勞動者的權益未能及時有效得到救濟。

二、運用案例引證制度彌補勞動爭議解決機制的不足。

最高人民法院早在2010年推出了案例指導制度,意在利用在先案例價值,達到同案同判的審判規范化制度。2013年,處于中國經濟最活躍地區的東莞市第一人民法院,探索了一種利用案例資源的新方式—案例引證制度。

案例引證制度是當事人或者獨立的第三方在對待眼下的糾紛,通過對過往類似案例的檢索從而進行類案梳理,從中歸納推演出類案規則及相應的司法觀點,形成類案報告(意見),由人民法院以判決理由的方式加以利用,以確保更大說服力和法律適用的一致性,不斷規范審判統一化。將已有案例的零星實踐規范化,提升為案例運用制度的新版本,這是該制度的應有之義。故,通過將最高人民法院的案例指導制度自上而下的案件遴選模式與案例引證制度自下而上的自發利用司法經驗知識的市場模式相結合,從而把過往案例的價值發揮到最大。

勞動爭議案件處理時間長、波及利益廣、社會影響大,從而致使勞動者與用人單位之間的矛盾在勞動糾紛中極其突出。另外,勞動爭議案件附帶的行政性與政策性以及法律規范體系的繁雜性,導致法律適用的難度較大,裁判標準亦難以統一。故,就勞動爭議案件的特性,結合“一調一裁兩審”制度以及全國范圍內興起“大調解”的背景,案例引證制度的運用有如下優勢。

(一)案例引證制度有很強的說理性,能夠在一定程度上給當事人極具說服力的建議,對解決爭議有較強的指引作用。

一般而言,在糾紛出現時,當事人先通過對過往案例的檢索,從而在內心深處當然地形成預判期許,從未對糾紛進行梳理,有助于爭議解決。通過類案檢索,得出類案報告,一方面可以使當事人對自己所處的環境和案件情勢有基本的認知,另一方面,對爭議適用的法律法規及裁判規則有評價作用。故,案例引證制度從一定程度上節約了司法資源,緩解了勞動者與用人單位的緊張關系,有助于通過和解或者調解的機制解決爭議問題,最終提高勞動爭議解決的效率。

(二)有效地銜接勞動爭議仲裁制度與司法訴訟制度。

在勞動者或用人單位對仲裁裁決不服向法院提起訴訟時,法院通過案例引證制度,要求雙方當事人提供類案報告,法院根據該報告,依照法定程序,當事人充分表達對對方類案報告的意見,最終,由法官對類案報告及爭議案件的事實梳理和對案件證據材料的分析研究,作出公正的裁判結果。更重要的是,法官在庭審過程中,可以通過雙方當事人的類案報告,從而快速地了解案件事實,有效地捕捉案件爭議焦點,對案件基本情況進行條理清晰的闡述與釋明,促進雙方當事人達成調解協議,最終調解結案,節約司法成本。

盡管,我們國家不是判例國家,但統一裁判標準,減少案件的不公正判決,達到同案同判,提高司法效率是新時代法治的要求。案例引證制度有力地突破現有解決機制的局限性,最大化地發揮引證案例的說理性與司法一致性,有效地規范勞動爭議解決機制。

(三)發揮仲裁裁決“一裁終局”的效力優勢。提升仲裁員的辦案能力,減少勞動仲裁案件進入訴訟機制的比例。

通過案例引證,可以使仲裁員在審理勞動爭議案件時有效地利用過往同類案例的處理糾紛的方式方法以及裁判觀點,從而增加裁決的說服力。總結過往案例的共同點,總結爭議焦點類型,適用的法律規定,明確法律關系。故,案例引證制度將案件類型化,從而進行觀點梳理,爭議事實分析與總結,但這并非是將在審案件與引證案例一概而論,類案報告最大的作用是指導性。因此,案例引證絕不能被簡單地理解為形式上的“同案同判”,而是要求在解決爭議案件時,對法官或者仲裁員的自由裁量權進行一定的規范化,通過邏輯說理部分,以及形成的司法規則指導意見和法律適用標準等達到基本的統一性的目的。“案例引證實質上是置身于浩瀚案例海洋中的司法在自然選擇中不斷進化,不斷凝煉裁判的實踐理性、積淀司法優良傳統的一種作業。”即引證案例對現有待判決而言的指導性意義重大,目的是形成案件司法規則同一性,案例引證的重點在于將過往案例中的法律適用的標準與規則加以提煉并適用,并非僅僅強調引證案例與在審案件的“類似性”。另外,案例引證制度下形成的司法裁判標準是能夠經得起實踐檢驗的指導性案例,為今后爭議案件的解決提供基礎條件。

總而言之, 目前在我國勞動爭議“仲裁前置,一或兩審”制度設計下,采用案例引證制度將極大地解決勞動爭議糾紛在應然與實然上的巨大矛盾,并且案例引證制度在群體性糾紛、調解難度、爭議類型多樣化、取證困難等問題上能夠發揮其獨特優勢,對我國勞動爭議這一復雜的社會性問題的解決大有裨益,更有利于和諧勞動關系、規范性市場經濟的發展與完善。

參考文獻:

趙紅梅 《新時代和諧勞動關系構建—基于勞動行政法規視角的研究》A《中國勞動關系學院學報》2019年8月第33卷第4期

卜素 《論勞動爭議解決機制之完善》A 《理論探索》2019年底2期

馬君慧 《勞動爭議仲裁前置的困境與完善》 A《新疆社科論壇》A2019年底1期

周湖勇 《勞動人事爭議裁審銜接機制構建的新思考》A《政法論壇》2017年10月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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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甘肅得舍律師事務所) 作者(陸姣) 閱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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